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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社区

未来社区|疫情危急下,社区宜挑梁

策划/崔国  文/崔国 宋代伦  编辑/宋代伦 潘晔


在疫情防控中,社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上升为全国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每天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几乎都变成了查看过去的一天又新增了多少病例。那些跳动的数字或许对尚处疫区之外的人们而言并不那么迫近,但每个数字的增减,却真真切切地牵动着千万个家庭的生死存亡。疫情的发生,虽然听上去有些刺耳,但它的确随之带来了一场媒体的“狂欢”。争先恐后的解读、邀功、批驳……好似成为“具有媒体敏感性”的一种表征,殊不知这让疫情期间的媒体语境变得杂冗异常。


我们一直在想应该说点什么以益于对这次疫情的控制,而不是显示自己的肌肉。可愈是焦虑,愈是愤怒,就愈是更加清醒地觉得,因着《城市中国》的角色,我们不应,也无意卷入这场对与错、悲观与希望的争论之中。这场疫情中,那些因为城市的管理不善而受难甚至逝去的每一个人,都是打在这个洋洋自得的现代城市体系的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么多城市在宣传中,自信地在自己城市名字之前加上了一个“大”字,却在保护自己的市民面前尽显无力,各种短板、乱象丛生。


现在仍然无法预知在这场疫情中受难的生命数量,对他们及其家庭,同理沉痛之感非笔墨所能形容万一。《城市中国》也只能尽好一个研究型媒体的责任,以观察、研究、实践出发,提出对疫情控制有益的城市管理实施方案,供城市管理者鉴纳。




当前城市中疫情的基本防控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非常现象,如排长队领口罩、测体温,用印成粮票样式的通行证管控出行,返城租户不准进入小区,外卖和快递停送或规定必须到小区门口领取等。这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社区管理不到位所致。


温州仰义街道生活物资采购通行证。(图片来源/中新网)


疫情紧急状态之下,社区怎么办?社区还应该做哪些事情?


《城市中国》此前曾推出“未来社区”系列文章。综合既有研究和观察,我们认为:


未来社区不是仅由技术驱动的产物,

而是修复和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的场所;

未来社区不是以消费为导向,

而是以生产为导向,

在紧急状态时能完成社会托底工作;

未来社区不是当代原子化社会的继续放大,

而是在流动性社会中,形成新社群的触媒。


基于此,我们从短期和长期视角,就疫情相对可控地区的城市管理给出几点参考建议。



第一,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区健康信息工作站或发布中心,并作为社区的一项基础设施来执行。


这个建议分两个关键点。第一,城市管理一定要在以社区为单位的层面和尺度,建立健康信息库。第二,必须达到基础设施的级别。


城市中社区疫情防护管理体系,在很多时候仍然是高度分散、以家庭和个人为单位来应对。由于人们获取和散播信息的方式,主要依靠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这样最大的弊端就是会变成“微信治国”。一方面,这种针对每家每户单打独斗的防护措施,因为个人认知水平的差异,在信息获取的过程中会导致行为不统一。另一方面,个人从社交媒体了解到各种不准确、不必要的信息,可能会引起恐慌和混乱。疫情中,在一些城市中出现排队抢购口罩、消毒用品的情况,部分原因是春节期间物质生产短缺,但更主要的原因仍在于防护工作不以社区为单位,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将个体从社区中抛出,直接面向城市和市场,缺乏中间机制。


上海街头一景:药店门口排队买口罩。(图片来源/东方财富网)


更合理的做法是将社区作为防控的基本单位,代替个人解决短缺物资采购与发放、调控出行等问题。仍以口罩为例,当下已有不少地区开始采取将口罩下放到社区,然后由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发放。这样一方面能够减少混乱,让更多的人领到口罩,也会降低因排队聚集造成交叉感染的可能。


山东荣成市上门为社区居民发放口罩。(图片来源/fjshuchi.com)


在发达国家,健康已经成为社区里仅次于基础设施的第二大问题,是未来社区或智慧社区特别强调的一个板块(延伸阅读:加拿大智慧社区:关注城市居民健康和福祉)。从基础设施的角度讲,城市公共卫生防控也需特别注意把社区作为健康管理的基本单位和层级。社区应当建立健康信息工作站或发布中心作为综合性的信息平台,从而有效连接社区与个人、社区与社区、社区与企业、社区与政府,使得公共卫生真正有公共性和针对性,让管理的效率变得更高。如果让个人直接面对整个城市,数据的分享和传递将变得毫无头绪,所谓“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


加拿大艾尔德里(Airdrie)的健康智慧社区中,社区操作系统(COS)与MyAirdrie(城市服务平台)、CHIRP(社区健康信息资源平台)和其他系统及平台相连接。(图片来源/City of Airdrie Smart Cities Challenge Submission)


紧急状态非常能够检验一个城市的效率和机制完善程度。抗疫中,许多地方告知医疗资源紧张,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缺乏以社区为单位的基层医疗机构,导致人们在有发热症状后直接奔向城市中心医院,这样无疑会增加交叉感染的可能。尽管我国已将分级诊疗作为医改的重要措施,但必须承认目前仍存在城市中的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医院,社区和基层的医疗资源缺位的现象,导致在紧急状态下社区和基层医疗机构无法应对海量的咨询和就诊。另外,现在关于社区医疗的设计更多针对的是慢性病的日常性治疗,而非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样的急性传染病。因此很多设计往往是锦上添花,而无法在紧急时刻雪中送炭。所以在设计未来社区中的健康基础设施时,除了需要考虑满足日常需求外,还要能在关键时刻起到支撑作用。



第二,确立租房者的社区角色。


城市租房者,直接代表着城市的流动性。大城市中,租房者尤其是青年租客,已经成为一个庞大和有话语权的群体。许多讨论关心年轻的租房者如何融入当地社区,但就目前来看,首先由于青年租客的高流动性,他们或许不愿意融入社区,其次他们可能也不被允许融入。另外,由于租赁中仍然存在灰色地带,居委会对于租客的信息统计也并不能完全落实。然而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许多大城市中的小区都展开了返城租客的登记工作,掌握了每一个租房者的信息。因此,我们应该借助这个契机去建立租房者角色的正确引导。


首先,街道和社区方面应该承认租房者的居民身份,给予他们信任。社区可以针对租房者单独成立一个自治组织,给予租客参与社区事务的有效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租客的话语权,保障租客的利益。这样能够大大增强租客与社区间的信任度和认同感。当前许多城市出现租客返城进入小区被保安拦下,警察管不了,中介房东也不管的“三不管”现象。这种“一刀切”的行为,归根结底在于社区和租客之间缺乏信任。而租客通过自治组织和社区建立起信任,他们就更容易做出符合社区公共利益的行动。


荷兰Startblok社区的自我管理模式。(图片来源/startblokriekerhaven.nl/en/about-the-project/self-management/)


进一步,城市的青年租房者可以考虑成立一个青年租房组织或者协会。这个组织可以单独由民间成立,也可以是政府、企业、民间共同成立。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专门有这种租房协会,帮助青年租房者提供房源推荐、转租服务等援助,同时也会组织一些技能分享之类的社交活动(延伸阅读:Startblok Riekerhaven:荷兰青年自治社区)。这些组织成立的条件首先是对租房群体进行“承认”。他们一旦获得承认,社会的后期管理将会更加有效,也会让他们自身变得更好。



第三,居家远程办公。


这次疫情或许仍将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为减少人员接触,许多企业采取居家远程办公的方式复工。目前,大约有两亿人已经陆续开展居家远程办公,但采用的方式其实和平常并无太大区别,比如微信群、钉钉等办公软件,以及视频通话、电话会议等手段。


目前这种远程办公的局限,首先在于疫情的特殊性导致远程办公场所被限定在家中,而无论从空间、场景还是个体的角度,居家都远非理想的办公场所,因此社交媒体上的舆论普遍反映居家办公效率低下。其次,远程办公目前仅局限在工作基本场景通过在线平台就能完成的岗位,对于物质生产以及餐饮等服务性岗位,远程办公并不适用,仍需采取具体的人到具体位置的传统办公模式。仅就办公室岗位而言,目前的远程办公手段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缺乏社交、反馈不及时、团队协作难以协调等等。


VR办公。(图片来源/光辉城市)


一方面,远程办公是当前特殊条件下解决办公问题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远程办公由于节省了通勤时间,有助于降低环境和社会成本,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推广每周一天的远程办公。这次疫情或许能够成为实验各种新式远程办公方式的契机,如云视频会议、VR办公、共享办公、动态空间、第三空间等(延伸阅读:居家办公:从出行需求角度破解通勤难题)。疫情过后,更为理想的远程办公方式或许能够作为辅助手段,帮助创造更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城市中国》第060期“数据化演进城市”刊文《城市是如何被网络与动态动作空间所改变的——以上海为例》


以上几条建议,都是关于当前疫情一些眼前比较紧迫的方面。还有两方面,可以在远期有提升的空间。


第一,物流系统。


电商的发达让我们习惯了用快递和外卖的方式来处理城市里流动性的日常消费。但实际上,一旦进入紧急状态,我们会发现这个系统会立刻因为人的缺位而全面停摆,春节假期更是让这种状况雪上加霜。现在官方呼吁人们少出门不出门,但是维持日常生活的消费环节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出门和人接触。很多社区禁止快递和外卖进入,只留有限的通道进出,让居民到社区门口自己领取,这又制造人群的聚集。未来的物流系统可不可以解决避免接触的问题?


目前,针对疫情扩散,部分地区开始尝试无接触的物流配送,比如物流机器人配送和无人机空投之类,但这些措施仍是临时性应对,不成系统。在加拿大多伦多和Google旗下的Sidewalk Labs合作打造的智慧社区Sidewalk Toronto的规划中,就设计了城市的地下子系统专门供货物运输。自动机器人或机器车可以通过专门的地下通道把快递、外卖传输到家门口。整个过程都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端实现,不需要跟人接触。这样不仅能够提高物流的稳定性和效率,减少碳排放,还能将物流系统和地面的交通系统进行了分离,大大减少地面交通的流量(延伸阅读:多伦多Sidewalk正式规划传达的社区要点)。


多伦多Sidewalk重塑城市内货物运输系统示意图。通过协调垃圾、场外储存和借用、集中进出口货物,将大大减少当地街道上的交通流量。(图片来源/《多伦多的明天》创新与发展规划)


国内的互联网电商平台过去十几年来为了快速争夺市场份额,只注重线上平台的发展,对线下配送环节长期停留在依靠人力单打独斗的原始形态,没有同步发展覆盖城市的自动化配送系统,因此在面临紧急状态下显得捉襟见肘。目前,国内的电商平台已经注意到了物流无人化、自动化的必要性,尝试使用无人分拣、无人配送等手段。希望借助这次疫情危机,能将这一系统尽快覆盖到城市社会的各个角落。


山东淄博用无人车配送蔬菜,最大载重达到2吨。(图片来源/梨视频)


第二,垃圾收集系统。


这是与物流系统相对应的一面。现在社区的垃圾处理同样需要人力,未来或许可以在高层公寓中引入国外已广泛推广的真空管道垃圾收集系统:通过预先铺设好的管道系统,居民将分类后的垃圾直接丢进每一层的端口里,管道内部的负压将垃圾集中回收到社区的中央垃圾收集站,这样可以减少跟人接触的环节,同时也会提高垃圾收集和处理的效率。这是更远期的畅想。


固体废弃物的真空管道垃圾收集系统。(图片来源/ oringnet.com)




城市规划研究中心

《城市中国》是由建设部、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重庆大学等学术智慧资源共同参与的一本课题性的研究杂志。从政治、人文、经济、规划、建筑、艺术、社会生态、商业形态等学科的各层面介绍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权力空间背景下的发展现状,是对城市生态、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脉络的理性呈现。我们的编辑与设计团队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对该进程保持敏锐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一代知识分子。团队运用上海、广州、北京、重庆四地同步编辑、统筹的采编方式,总部设立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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