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社区｜人类的“社区本能”——《未来的社区》摘编

策划/崔国  整理/宋代伦  编辑/崔国

“人们还需要实体社区吗？”

人类具有一种“社区本能”。然而到了20世纪末，这种在一起的需要，随着分化和隔离的加剧，而变得物质化了。我们面对的是残酷的种族战争、武装组织、特殊利益俱乐部和聊天室。我们运用“社区本能”来彼此隔离、自我保护，而不是创建一个丰富多样又互相交融的世界社区文化。显然，这条隔离之路不会带领我们走向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是重新思考社区观念，从目前封闭的保护主义走向开放，迎接全球化社区的到来。本文摘编自《未来的社区》（美国德鲁克基金会著）一书，于1998年出版。从中，我们可以管窥世纪之交人们对于21世纪社区的思考和展望。

社区的矛盾与希望

我们人类彼此需要，我们生来具有一种“社区本能”。生命体总是要迫不及待地相互寻找和创建关系系统。个体与系统产生于看似对立的两种力量，但我们既对个体自由绝对需要，又对关系绝对需要。人类在这两种力量间摇摆不定。生命的第一需要是必须能够自由地自我创造。生命始于这种基本的创造自由和自主能力。个体为自己创造了边界，把自己与别的个体区别开来。这种自由使得地球上有了无穷无尽的多样性。生命的第二需要，是促使个体突破自我，寻找社区。寻找系统是生命的特征，生命需要关系，需要与别的个体发生关联。独立并不是生命世界中的概念，而只是我们发明的政治概念。进化来自于这些新关系，而不是来自于适者生存这种孤独无情的动力。回顾进化的历史，合作才是不断增长的大势。这种合作源自一种根本认识，即没有其他个体就无法生存，个体只有在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中才能成为完整的自我。生命中的“社区本能”无处不在。

个人-社会层级示意图。（图片来源/tedeytan.com）

人类社区跟其他生物没什么不同。社区的形成，同样出于这两种需要——自主的需要和对他人的需要。但在现代社会，我们却难以接受这两种需要之间的天然悖论。我们试图牺牲其中一种去满足另一种。通常，归属某个特定社区就意味着要牺牲个人的自主权利。社区围绕着特定的标准、教义和传统建立。融入社区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即个人自我表现的代价。随着个人自主权利的丧失，多样性不仅消失了，而且还变成了主要的管理问题。社区耗费越来越多的精力来寻求新的控制手段，政策、标准和教义层出不穷。特别是在西方，面对着归属于社区的高昂代价，我们选择独自居住，宁可忍受孤独也要保持个人自由。虽然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发现有意义的生活，但我们却放弃了这种生活，而选择毫无意义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觉得至少这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想与生活讨价还价，想要只满足一种需要，结果只能是使生活了无情趣。因此，我们的社区必须支持个人自由，以此获得健康和弹性。作为个人，我们必须承认他人的存在，我们所做的选择必须基于与他人相处的愿望。

城市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它能让人摆脱强制性和限制性。但同时这又是一种破坏性的因素，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社区。新型的都市人类社会要想生存和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城市中社区的发展。——彼得·德鲁克

在人类社区中，自由与关联的动态关系是通过共同关注社区事务来保持活力，而非拘泥于社区的形式结构。社区成员彼此间没有一成不变的角色关系。社区不是建立在指令的基础上，而是建立于愿望之上。当整个社区都了解了自己的核心，了解了为什么大家会走到一起来，其他的问题就会随之消失。自我与他人的界限、谁在外谁在内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内心共有的明确目标解放了我们，让我们放开心胸寻找可以帮助自己实现目标的伙伴。

今天，由于不知道为什么要走到一起，许多社区和为社区服务的机构都迷失了方向。我们大多数人感觉不到自己的社区的一员，只是在彼此附近生活或工作而已。机构虽然也还在服务于我们，但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社区内部共识的缺失。不能对为何在一起达成一致，我们就永远不能建立有意义的机构，我们的社区本能就会把我们引向“我”的社区，而不是“我们”的社区。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听证会，我们需要的是“倾听会”。大家走到一起，多用点时间，寻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意义的思想和问题。经验说明，就算周围的人与我们截然不同，一旦我们意识到“倾听”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便很快会建立新的关系。大家可以一起工作，不是因为说服了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在更深层次上联结到了一起，而那正是我们所谓的组织中心或社区核心。

在《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2000）一书中，Putnam调查了自1950年以来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他通过研究发现，美国人过去丰富的面对面的社交活动在减少。他认为，这种趋势破坏了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积极的公民参与。

繁荣社区的智慧资本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人们花了大量的资本来建立强大的社区。在20世纪50年代，资本指的就是金钱。60年代，经济学家们鼓励培养“人力资本”，把它当做一种需要培养的盈利资产。80年代，社会学家们又指出，社区需要“社会资本”，或者说是一种归属感。到9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宣称，知识或者“智力资本”是社区最重要的资源。但我们的眼界还不够全面，我们忽视了一种最重要的资本，第四种形式的资本——“智慧资本”（wisdom capital），即数千年积累下来的现成的思想宝库，它感召我们以能够造福他人的方式生活。这才是社会的基础。智慧资本不由国库分配，它是智慧传统的产物。智慧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本，这种传统是以口头或书面故事的形式代代流传下来。智慧资本蕴藏于《圣经》、《古兰经》、《易经》，以及孔子、柏拉图等先哲们的作品之中。

美国爱达荷州Twin Falls市。该市宣传语为“People Serving People”。（图片来源/tfid.org）

没有了智慧传统，数据、信息、知识、智力、技能、战略，甚至是家庭或社会团体，都可能被组织起来搞剥削、搞腐败或搞破坏。不论是社会、政治、经济，还是宗教、世代、地理的团体，其之所以能够成为团体就是因为成员之间有着共同承诺。智慧资本是一个社区的共同基础，是评价个人以及社区的目标时所参照的标准，它引导我们去做应该做的事、成为应该成为的人。就像压在床垫下面没有动过的钱不是真正的资本一样，智慧传统如果不为后代重新学习并继承的话也是没有用的。现在许多人都无法想象，除了自己和家庭之外，还会有什么核心价值观。他们没有为祖国效忠的概念，也没有什么能让他们放弃一己之私利而为更崇高的目标做出自我牺牲。

图为太仓沙溪古镇，一名社区治安监督员在街上店面小憩。（摄影/崔国）

没有任何社区能够依靠警察一天24小时蹲点来制止犯罪。社区必须依赖于自觉服从，而自觉服从又是建立在对经过数千年人类历史发展而来的共同价值观的共同理解基础上的。然而价值观不是通过员工备忘录中的愿景陈述来传播，也不是靠着城市或城镇提出的发展口号就能建立，这些努力常常与组织或短期物质利益以外的事情毫不相干。仅拥有愿景和使命还不够，当人们与某种比他们自身、比他们的公司或政党更崇高的东西联系起来以后，自然就会开始服从。而如果他们内心深处没有崇高的理想，自然不会愿意服从。

人类需要社区。如果社区不是具有建设性的，那么就会出现破坏性、嗜杀的社团——比如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黑帮，或今天威胁着美国大城市社会结构的黑帮。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创建一种前所未有的城市社区。与历史上的传统社区不同，城市社区应该是自由自愿的，并且也要为城市中的个人提供机会，让他们取得成功，作出贡献。——彼得·德鲁克

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说，意大利北部地区比南部地区更繁荣，因为那里的市民更像一个社区的成员。他们更加自觉，建立医院、一起歌唱、一起玩足球，这样逐步形成的信任使得商业和社会组织效率更高，政府运转更顺畅。帕特南主张：在智慧传统中巩固起来的合作习惯能够创造繁荣。无论是城镇、公司或是社会部门，信任正如名誉一样，必须由社区成员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赢得。如今，国家的构成不断变化，使得对智慧资本的需求愈发迫切。过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质单一。那么，如今是什么取代了过去那种以种族、宗教或出生地所在国作为区分依据的惯例？是人类数千年来一直拥有并共享的原则。智慧传统是一种未被利用的重要资本来源，21世纪的社区可以利用它在不同的人群中创造一种共同承诺。通过那些引导人类走过数千年的智慧传统为基础来谈论价值观，我们就有机会建设名副其实的社区。

虚拟社区

在传统社区中，我们习惯于先和人们见面，然后了解他们；虚拟社区则不同，你可以先了解人们，再选择与他们见面。在虚拟社区中，我们可以直接找到能够探讨个人兴趣的地方，然后开始了解哪些人能和我们共同分享这种热情。当这些交流开始涉及友谊和竞争，并像其他任何一种社区一样产生了真实的婚姻、出生和死亡，它们便开始影响到人们在现实世界里的生活。虚拟社区也是人的集合，这里的人遵守一定的（松散的）社会契约，并共有相同的兴趣。它通常会具有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本地焦点，并和一个更大的领域保持着联系。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找到与自己最相似的人，跟他们建立联系，这是我们在回应自己的社区本能。可是，我们又按照自己的形象特点建立起专属的群体，加剧了我们与社会的隔离。图为上海大学路附近某地下商场内的活动区。（摄影/崔国）

与传统的地域和职业社区不同，虚拟社区有几个优势。因为我们无法看到对方，我们也就无法在听取他们的发言之前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那些由于生理缺陷而交友困难的人发现虚拟社区能够满足他们的期望——别人会把他们作为某个意见的传达者，而不是只看到他们的容貌举止。虚拟社区还可以帮助它的成员应付超负荷的信息。信息时代的一个问题就是让人们在信息流中花费了太多时间。太多的信息虽然允许访问，但却没有经过有效的过滤，因而难以从中筛选出让人感兴趣的关键有用的数据。在许多虚拟社区，人们通常有一个非正式的社会契约。这个契约要求我们有所付出，也使我们有所回报。我要记着我的朋友，然后把消息发给他们，而不是扔进我的信息垃圾堆。这并不需要花费我很多的精力，因为即使我不为别人，只是为了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也要进行同样的信息筛选。另外，也有其他人在研究我不经常浏览的信息区域时，会留意我感兴趣的内容。因此我们会发现在虚拟社区交往中，自己得到的帮助远超过我在帮助他人时所付出的。

只有社会部门的机构，即非政府、非企业、非营利性组织，才能够创建社区，提供我们所需的社区多样性。非营利性组织也是唯一能满足城市第二需要的部门，即城市成员实现市民价值的需要，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这部分人正成为21世纪城市的主流群体。只有非营利性部门才能提供机会让人成为志愿者，并因此让个人同时拥有这样两种环境：一种可以施加控制力的环境，和一种可以让自己变得举足轻重的环境。——彼得·德鲁克

与面对面交流相比，虚拟社区也有若干不足。过滤功能可以阻止一个人获知另一个参与者的种族和年龄，也使他们无法用面部表情、身体语言、语调这些面对面交流中无形但又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来进行判断。这种交流带宽的缺乏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就是为什么在当面谈话中很少会爆出“热烈场面”或恶意辱骂，而在线上讨论中则相对较多。在线交流看起来好像让人们“原形毕露”。在线交流的非同步性和一对多的特性，衍生出了另一个不利条件。当你使用电话时，你很清楚对方在当时当地获得了你的信息；而电子邮件（编注：和后来的社交软件）却增加了不确定性。当你向某人发送邮件时，你无法确保对方能够收到你的邮件。有时你会害怕打开电脑，而原因仅仅是有500条新信息正等着你回复，这时候电子邮件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奴役。另外，还有一个优点也可以转化成缺陷：回应具有不可预见性。在回答问题、响应声明时，意想不到的视角和话题转折会让人感到喜欢和有趣。但如果你所需的明确答案也迷失在“信息洪流”之中，那就有点让人沮丧了。

那么，虚拟社区是一种退化的社区吗？从早期社会科学家们探讨由礼俗社会（以乡村生活为集中体现的社区）到法理社会（以城市和国家生活为集中体现）的转变开始，人们就一直在探讨社区的本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诸如民族国家这种实体是抽象概念。通过对惯例、民族神话传说、旗帜以及其他象征的信仰分享，人们因此连接在一起。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更加抽象的以科技为媒介的领域。居伊·德波认为这是“景观社会”，鲍德里亚认为这是“超真实”。难道过去充斥电视和电影屏幕，现在又通过个人电脑（编注：和后来的智能手机）向我们扑来的幻象，仅是为了把人类生活变为一种更易控制和买卖的商品吗？（技术思辨:“智慧城市”将把人类带向何处? ）

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1967）中批判了大众媒介和商品拜物教，他认为真实的社会生活已经被表象所取代，“景观”（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等等）已经凸显为当下这个“媒介时代”的本质。它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而是现实社会的核心，取代了真正的人类联系。（图片来源/doorofperception.com）

鲍德里亚在《拟像与拟真》（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1981）中提出“拟像论”，即人不再是主体，而是沦为符号、文化、语言为主的客体，符号比真实更加真实。他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是“超真实”的，在这样的“超真实”中，“存在物”与“外观”之间的差异已被废除，“超真实”靠封闭的符号系统自己建构起来，且所有这些符号完全没有参考到外在的现实。（图片来源/豆瓣）

计算机（编者注：乃至所有移动电子设备）确实加剧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疏远程度，但它并不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唯一原因。汽车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在郊区居住，也更易造成大拥堵；电梯的出现使摩天大楼成为现实（当上万人都在同一栋大楼里工作时，你如何组成社区？）；电话使远距离的关系成为可能；空调使人们开始用围墙把从前用于夏夜纳凉的门廊围成房间；大众传媒还把政治进程也变成了娱乐，候选人和他们的观点都被包装起来，像商品一样一股脑儿出售给我们，可我们却无法对着电视机提出反驳。不同于“少对多”的媒体（报纸、书、电视、广播），互联网最重要的特性，也许就是它是一种“多对多”的媒体，让许多人可以接近其他的许多人。每台计算机都成为一个潜在的印刷机、广播站和集会场所。所以，多对多的通讯是新生公众领域的潜在工具吗？虚拟社区能够帮助人们重新连接彼此，重建对民主政治健康发展来说必不可少的市民社会吗？虚拟社区到底是用来哄骗我们，让我们自以为在参与讨论的美丽幻象，还是通向公众领域的台阶？这也许是21世纪最重要也最亟待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