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社区｜来自过去的未来社区——访本地共和社区Randal

策划/崔国  采访/舒天乙 宋雅婷  文/宋雅婷  编辑/崔国 潘晔  图片提供/本地智慧

“未来社区是否依然需要营造社区归属感来作为连接人群的纽带？”

新技术，解决问题的同时往往也带来问题，直到再有新的技术出现解决这些问题，并带来另一些问题，周而复始。不相信科技真正带来进步的人，大概会认为，我们只是通过不同的技术，来反复描绘某些共同的追求或欲望。假如这个荒诞的世界，真的像博尔赫斯的《神学家》描述的那样，历史是一个圆环，那么，未来社区也可能是过去的投影。这篇采访从城市历史、人、社群的角度，谈谈关于未来社区的想象。

本地共和社区

“本地智慧”是活跃在深圳的一帮年轻人，从2015年开始经营着他们理想中的“未来社区”。“8090”、“深圳人”、“海归”、“村二代”、“跨专业”……他们身上有很多标签。从42号公寓到本地共和社区，从青年公寓社区到运动综合体、产业园，他们的关注点更多是实际内容的构建，从年轻一代的生活、社交、消费、心理需求出发，通过实践来摸索新经济模式下人的居住与休闲模式。在共享、生活方式、本地情怀、场景成为社区营造的热词之前，他们已经打造出了一些相应的空间和配套基建。“本地智慧”对未来社区系统的开发、空间更新和内容策划，一路以来的故事都可圈可点。我们采访了本地智慧的Randal，从策划、运营、管理的实际经验出发，聊一聊对未来社区的构想。

“未来社区” vs. “未来人社区”

“未来社区”可以看作是“未来城市”的构成单元。目前我们关于未来城市的构想，有两种基本思维，也构成了我们开发新的城市服务和社区产品的两个出发点。

一种认为，新技术能解决城市生活中现有的问题；新的城市服务和社区产品，须以满足人居住于城市的深层或更高需求为目标，它们可以是对目前城市硬件的一种软件增补。例如，我们的即时公交定位查询、线上物业平台、社区智能停车指示等等，都诞生于这种思维。

而另一种，则认为人在城市生活中的需求是可以被新出现的技术引导的，它们不直接解决城市中现有的问题，而是创造性地提供替代方案；引导需求的新产品一般有强力的投机资金驱动，也产生新的消费与盈利模式。例如，Uber提供的是一种在“互联网+”技术出现前人们难以想象的出行选择，催生了更便捷舒适的通勤消费模式，却同时也跟城市交通发展的一些重要需求，如减少碳排放、缓解路面拥堵、降低交通成本等相违背。

从宏观的空间规划和城市管理角度来构想未来社区，人们往往从新兴技术出发，讨论无人化的软硬基建将会如何改变社区，例如智慧交通、app服务平台、社区信息网络等。但人和技术，是一个相互异化的进化过程，技术不会是社区发展的唯一向量。通过这篇采访，我们想从更微观和具象的角度，讨论人、社群、城市文化的动向作为一个重要的向量，会将未来社区驱向何处。

Randal，深圳“本地智慧”联合创始人。团队活跃于居住、商业、公益、文化活动等领域，关注本土城市文化历史与空间肌理，参与改造过50余个不同类型的活力社区空间，并致力于将艺术、文化、科技、公益等元素植入城中村社区营造。

Q=城市中国  A=Randal

“我们的策略不是大面积地改造公寓这种单一业态的城市部分，而是使这种肌理变得更多元化，持续输出一些影响性的内容，让更多元的社群受惠。因此我们开始将社交这个命题从公寓尺度做到社区尺度，希望把城中村做成深圳的文化标签。”

Q：一开始为什么想在城中村这种旧城里做面对年轻人的公寓？是情怀还是利益？

A：两者都有，利益可以算是情怀的基础。2015年，我们刚起步的时候深圳还没有品牌公寓，我们比YOU+入市还早。那时我们成员刚回国，在国外读书的时候看到了像WeWork这样新的共享空间，就希望把共享社交这种基因植入到居住中；再加上公寓对深圳是刚需，房价攀升的同时还有很多人前来打拼，因此我们对市场有信心。

但在发展中，我们也遇到了公寓市场结构的问题。“本地智慧”（Glocal）的全义是“全球文化、本地智慧”，公寓是一个能够输出这种情怀和模式的载体，但也取决于市场容量。我们目前也有了一些综合体、酒店、民宿、产业园类的项目。从2017年开始，开发商开始以比较大的规模进入深圳的公寓市场，并带着一些既定的开发逻辑和商业目标去做长租公寓，与我们针灸式介入旧城的目标不一样。

规模发展带来的弊端是大面积地促使蓝领往城市边缘迁徙，从而增加整个城市的商业成本。而我们的策略不是大面积地改造公寓这种单一业态的城市部分，而是使这种城市肌理变得更多元化，在城中村里持续输出一些影响性的内容，让更多元的人群受惠，而不仅是白领或蓝领。因此，第二阶段的发展开始将社交这个命题从公寓尺度做到社区尺度，希望把城中村做成深圳的文化标签。植入不同的业态，调整活动内容，试图让更多元的人能够参与。

“社交是一个阶段性行为，有波峰和波谷，这是人相互间磁场的表达。人们刚入住时会很愿意经常参加活动，加深彼此的认识；一旦熟悉后，要么迈向另一种关系，要么变成弱社交，不会一直保持好奇心。”

Q：在第一阶段是怎样植入这种“共享社交的基因”的？

A：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很强调主题和独立性，每一个公寓都有不同的品牌和各自的设计风格。例如岗厦1980、42号公寓都有自己的故事，去纪念我们的城市记忆，把一些广东人的故事植入到设计中，而不仅是广式的装饰风格。然后加入了社交元素，做成场景主题。例如洗衣房旁设置一个飞镖，让等待洗衣服的人一起玩个游戏；在餐桌上面放桌游，让人吃完饭可以一起玩游戏，让输的人洗碗。社区的年轻人就是利用这种碎片时间产生社交，游戏是其中一个策略。活动是另一个策略，当时流行的咖啡厅、共享办公我们也有做，还有一些让公寓社区住客能够产生强关联的社交活动。

但在第一阶段的运营和管理中我们也逐渐发现，公寓的社交是阶段性的。有强社交和弱社交，形成阶段性的波峰和波谷，这是人相互间磁场的一种表达。人们刚入住时会很愿意经常参加活动，加深彼此的认识；一旦熟悉后，要么迈向另一种关系，变成好朋友或者情侣，要么变成弱社交，不会一直保持好奇心的关系，因此也不会一直来参加活动。因此后来我们也调整了策略，不强迫所有人所有时段都社交，而是服务那些刚加入社区的人，帮他们建立关系，在这个阶段社交。

“多一个有趣的空间可以办活动，这就是价值，不需要用太高太虚的概念去描绘。作为企业，不期望很大的社区影响力，只要在内容上影响人们，帮助打开思路——原来孩子在书本外的地方，在一个村里也可以认识到40多种植物。这就足够了。”

Q：具体是什么时候进入第二阶段的？怎么将活动从公寓尺度推及社区尺度？

A：比较重要的节点是2017年，福田区团委开始找到“本地智慧”联合开展活动。团委在政府部门中是相对年轻的一群人，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主要是社区的年轻人。除我们以外，团委也和其它一些城中村机构（例如水围人才公寓）合作。我们前期一系列符合年轻人口味、有本地文化色彩的活动，是其最感兴趣的。2017~2018年，“本地智慧”开始以提供场地和内容的方式与福田区团委合作。

我们负责同团委一起筹备部分活动内容，每月一次组织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的辐射范围从公寓住户扩展到了福田区的团员。继而，又把服务对象拓宽到城中村的其他居民。我们将活动空间的一层开放，同街道办、壹基金、大自然保护协会、区团委、司法局、律师协会等人群，一起组织和开展公益活动，号召不同范围、不同阶层的人群来用这些公共空间。

Q：这些社区活动能给城中村带来什么新价值？

A：一些直接的社会价值。多一个有趣的空间可以办活动，这就是价值，不需要用太高太虚的概念去描绘。有一个场地给人用，有不同的人用，这些活动给居民带来了福利，就是社会效益。

我觉得公益是一件必须从点滴做起的事，不需要一下子想得太高太远，也不可能通过单一力量全部完成，每个参与方有各自力所能及可以做好的部分。“本地智慧”在做的，是城中村过去比较欠缺的一些部分。例如，作为年轻的机构，我们可以协助街道办照顾年轻人的需要。街道办覆盖的人群包括年长、体弱、低收入群体……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我们可以帮助填补一些空缺。

又例如，作为活动内容策划方之一，“本地智慧”可以思考怎么去做一些大众化的活动，以联结不同群体。比如，通过公益、亲子等普世话题，让蓝、白领都参与进来。公益是每个人都应该参与的，跟收入、教育水平无关。小孩子天真无邪，是跟利益脱钩的，同时也是城市的未来。因此，我们和街道办邀请村里的孩子，利用公寓的屋顶空间，学习植物知识，还办过自闭症儿童音乐会。通过无界的，每个人都有权去享受的音乐，来打破人群间的屏障。

不过，民间组织毕竟不是政府，不可能服务每一个不同阶层的人。“本地智慧”作为企业，能够做好的事情，是打造好一个文化标签，影响不同的人群，而不是把每一个人群服务好。我们不期望很大的社区影响力，只要在内容上影响人们，帮助打开思路——原来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在书本外的地方，在一个村里，实地认识到40多种植物，这就足够了，有了一个起点。

Q：作为企业，如何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调控和保证这些活动内容的社区价值？

A：所以我提到了公益是一件需要各方参与共同建设的事，我们跟很多NPO机构分工合作。他们去组织和执行，我们负责提供空间和参与构思。有了这一模式，即使在不同的地点，也比较好复制和延续。目前我们用同样的运营机制，在景田、岗厦、西丽三个片区已经顺利地开展了系列活动。所以也希望街道能够给更多的支持，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若社区升级是以营利为前提，受到市场趋势、商业策略和开发定位影响，质量和可持续性就难以保证。活动要很好地传播给更多元的大众，达到良性的互惠作用，它的前提就是非营利性。”

Q：那么社区商业价值呢？我们看到也有其它开发商或社区营造机构，看中了旧城的商业机遇。

A：我认为如果互相帮助是以实现某一种目的为前提，或者以一种太功利的思维去规划，就太难保证模式的可持续性了。

开发商有开发体量的要求，也有很高的资本流动，因此须大量复制。但作为一种开发行为，它的商业策略必须根据市场和自身的发展定位调整。那么落到社区层面，社区营造和社区商业的质量，还有模式的可持续性，就较为依赖开发商的开发行为。一旦开发商的支持力度小了，社区的活动就会慢慢萎缩。因此我认为社区升级不能过于依赖开发商，而应该更多依赖政府。

一方面，因为社区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街道办、居委会的工作内容，而不是一个商业范畴。基层政府以及非营利组织不会因为市场趋势、利益多少，或是策略改变就停止社区活动，而且是持续的、循序渐进地做活动，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持续性，能给到更稳定的支持。因此，我们的社区活动更倾向于跟他们形成固定合作，例如，联合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儿童教育分支、壹基金和基层政府组成公益团队。这些项目可能没有开发商描绘得那么动人，但是它们是能真正落到社区民生的。

联合做活动，合作的深浅也是根据每一个项目的难度和能够提供的资源相匹配的。例如，大自然保护协会要做一个深圳环保地图，“本地智慧”可以作为地图的一站，跟一些市政公园、保护区等的活动相串联。相比大型开发商，我们的软肋是复制上很慢。“本地智慧”没有自认为很有影响力，只是在点点滴滴地做一些事情，必须结合政府和社区的力量去做，而不单是一个商业行为。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经验认知里，活动要很好地传播给更多元的普罗大众，达到良性的互惠作用，它的前提就需要是非营利的。这是“本地智慧”的一个重要策略，甚至划拨出企业的一部分盈利来做公益的事情，对社会有一个反馈。例如，我们每年做一件T恤衫，想一些创意，用一些梗去制造一些话题，让大家关注这个城市。这些T恤会卖一部分，把收入捐给公益机构，还有一部分会送给合作方，去宣传这些理念。

“情怀不是幼稚的挡箭牌，商业应该是自发的。”

Q：根据运营经验，应该怎么去策划城中村青年社区的商业？

A：存在即合理，区域跟定位匹配的内容才是合理的。我最近想了一句话，“情怀不是幼稚的挡箭牌”。不能用情怀去包装不成熟的想法，把它放在一个不合适的地方。早期我们试过做沙拉店，当时留学回来的人觉得吃沙拉很健康，实际结果是没有人买，因为村里的人不爱吃冷的东西；还开过一个洗衣房，开业之后，发现中国人不喜欢在外面洗衣服，觉得脏。

商业策划需要一定的体量去支持业态构成，作为针灸式介入旧社区的模式，我们无法支撑起少量店铺，必须有整个商圈才能支撑收入。因此，底商业态必须考察附近人的消费力。社区肯定需要商业，但它应该自发形成，而不要以开发商的招商思维去过度干预。

---

“来自未来世界的遗产”

张宇星曾在《城中村是来自未来的世界遗产》一文中，描述了这样一种“来自过去的未来社区”——它处处充满活力、年轻、混合、有机的日常生活场景，空间极度单元化，使用流动性高，以独特的产权机制和非正规的生长过程，孕育了高度分享的经济与生活模式。

消亡，或是复生为一种另类的未来，近两三年的风风雨雨，又使深圳的城中村在两者之间摇摆。有一个展览，激发了上百种共生的想象图景；有一个开发商，提出了万村更新的蓝图，在千夫指中停滞；有一份《措施》，明确了微改造和不再大拆大建；有一个村，在多年抗争后难逃拆除的宿命；除他们以外，还有很多人以零星的力量在努力。

如果说大家为城中村感到惋惜，大概是因为察觉到有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将要被扼灭。

机遇，是深圳城中村的关键词。当劳动密集、市场自由的大城市以向上的阶层流动为诱饵，城中村是外地劳工在城市中的起点，也是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的马达。当深圳走过40个持续产业更替、劳动力升级的年头，城中村一直以来的自生长范式，代表的是打工仔的机遇、本地房东的机遇、城市发展的机遇。

而机遇，永远指向着一种未来。（延伸阅读：深双@上海 II：城中村的诗与解药）

---

“城中村必须有一个空间释放出来，给不同的人享用，才能推动它的变化。从城市层面来说，如果每个社区都分享出一点东西，给整个城市使用，那么它就成为一种城市激活器……我们希望慢慢影响，而不是‘改造’社区，如果20年内，城中村能持续给社群提供这样的城市机遇，就已经足够。城市基因不会变老，但是形式和方法总是要改变。”

Q：所以你们更像是在保留原有城市肌理、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开放了一个平台，更多元的人互惠共享并推动城市的变化？

A：目前“本地智慧”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做到。这种模式能不能复制，特别是以公寓的形式复制，取决于很多综合因素。我们介入城中村，更看重的不是它的业态，而是它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空间释放出来，给不同的人享用，才能推动它的变化。从城市层面来说，这个想法其实也可以复制到所有社区。如果每个社区都分享出一点东西，给整个城市使用，那么它就成为一种城市激活器。

城中村是“本地智慧”起步的地方。我们团队大部分是村民，是深圳本土长大的人，但不局限于城中村。未来，我们也希望更多不同种类的城市肌理能够开放。目前，我们开始进入产业园，布点了深圳、广州、佛山三个城市，希望把基于社区的想法在产业园区实现。旧厂房、产业园、创意园，这些厂房在空间形态和业态上的可能性，相较于城中村住宅也更多。

Q：如果将“未来社区”限定在 10-20 年内可实现的社区，你对深圳的未来社区有怎样的想象?

A：首先，城中村不会消失。城市需要城中村，去支撑不同阶层的生活，形成城市的社会分工，因此我不认为城中村是一个问题。城中村过去是一个城市劳工的中转站，未来它还会是一个过渡型的社区，一个让来深工作的人群逐渐适应这个城市的生活的地方，不只面向蓝领或低净值人群，也可以服务白领或高净值人群，形成一个多元、多维的社区。社区居住者能够互相促进，良性发展，才构成社会的有机生长。

其次，我也不认为城中村需要太大的改变，因此我们做的只是针灸式的改造，点状介入城中村，提供一些差异化的居住空间，开放出一个公共空间，街道、公益机构来合作，从一个点开始影响不同的人群。如果20年内，它能持续给它的社群提供这样的城市机遇，就已经足够。

Q：但是介入也必然意味着士绅化。

A：首先士绅化并不是一个完全负面的结果，它的积极效应是清洁的环境、低犯罪率、安全和健康的保障，以及能够让初到城市的人，在这个过渡社区里建立起一种自信心，而不再认为城中村是穷人住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本地智慧”也并不是城中村社区改造和营造的唯一参与方。作为企业，我们更像是在政府宏观政策下的一个协助者，在实践层面去实现城市地块的合理调控和有机发展。如何将士绅化协同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合理范围内，是一个需要整体调控和多方配合的工作。

Q：你会怎样描述未来社区的场景？

A：或许可以参考台湾。台湾的很多村落有共同的信仰，就像过去客家和潮汕的村落，人们有共同的姓氏，有拜同一个祠堂的信仰纽带，还有共同的归属感。村民自发地为村子做很多事，例如办活动和聚会，一同准备节事——即便是外来打工的暂住者 ，也会有为村子骄傲的感受。美国的一些社区更新是由基金会牵头。基金会也多基于宗教信仰，聚在一起做一些实事，而不是一开始就功利地向着什么利益。这种认同感是要在一定时间的教育、充分经济条件之上，经社区的努力才能形成。它是一个身份名片，而不是商业机构或政府强塞的一种理念。

假如我是这样的村民，那我会希望10-20年后，村子能随城市同步发展——它不需要过度现代化，也不需要多么不同，硬件上能跟着城市科技的发展走即可，例如5G等。软件上，我想象的良性发展是社区居民会建立起共同生活的归属感，可以算是一种共同的“信仰”。“本地智慧”通过点状的介入，希望做到的是像台湾村落的一些组织一样，慢慢影响社区，而不是改造社区。我也从来没想过我们能“改造”什么。

Q：这个“想象”更像是，各个城中村会慢慢变成各种不同的样子，作为就深圳最有活力、体现深圳精神的一种城市空间？然后相似的场景也适用于你们更新的其它社区，例如产业园、综合体？

A：是的，城市基因不会变老，但是形式和方法总是要改变。

“未来村股份公司会被年轻的一代陆续接手管理和运营，他们眼界会比较开阔、懂得一些经营方法，而且有一些情怀。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会有很多年轻人具有一定社会高度的想法。”

Q：社区归属感对于深圳这样外来人口多、流动性大的城市来说现实吗？

A：我认为外来人口多不是一个必然的障碍，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就是蛇口。谈及身份，现在很多蛇口人的第一反应会说自己是“蛇口人”，而不是说深圳人。他们很有身份认同感，每年都会有一些集体活动，例如无车日等。这跟改革开放早期，蛇口地区的城市决策和顶层企业的方针有一定关系。目前蛇口居民的经济水平落差较其它地区小，收入分布呈橄榄形。当中产阶层达到一定规模，组织和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就会提高，继而影响整个社区的人群。尽管不一定有能力做到，但这是“本地智慧”非常憧憬的远期愿景。

Q：那这还是需要和经济状况、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挂钩，这对村股份公司来说值得参考吗？

A：如果村民有这样的归属感，愿意带头，开放部分资源给外来的人，会很理想。但村民实际上同质化比较严重，学历水平、职业身份都有一定局限，很多事情他们自己做不了，需要外力支持。未来这些股份公司会被年轻的一代陆续接手管理和运营，他们的思维会和老一代不一样，也许在开放资源上比较开明，比如招商、将开放空间给外来人建设等等。合作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但先要有这样的目标。

这就要求新一代人的眼界要开阔、懂得一些经营方法，而且必须有一些情怀。这其实已经是部分现实了。因为，大部分村民的小孩都在国外读书并且回国，马上就接手开始策划一些事情。这个是一个趋势，不只是“本地智慧”一家。我们只是做的比较早，试错得比较早。有的人还在试错和情怀的阶段，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做这样的事情。我也不认为我们很与众不同。

Q：所以你觉得也有很多“村二代”会带着情怀来更新城中村，不会驱逐里面的租户，通过公共活动将不同群体进行多元化组合？

A：需要看大家各自侧重点在哪里。有些人可能侧重于商业，但我相信会有很多年轻人具有一定社会高度的想法，只是时机未到，迟早会来的，我对这点还是很有信心。

“互联网服务更多是技术驱动的，我们也不能凭空想象。 但是我认为人的基本居住需求，例如安全、便捷、社交，这些是不变的，因此我们更关注有潜力发展成基建的技术，即为在未来可以最大程度共享的服务。”

Q：对于新科技，“本地智慧”怎么和新兴技术相互适应?

A：我们和智能快递柜、智能门禁、智能物业的团队做过一些公寓基建的更新，也在筹划自己的互联网物业平台。网站、微信公众号平台、小程序也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像网站这种平台，现在逐渐淘汰了。互联网服务，如网购、生鲜速递，更多是技术驱动，我们不能凭空想象出来；但人的基本居住需求，如安全、便捷、社交，是不变的。因此，我们更关注有潜力发展成基建的技术，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在未来可以最大程度进行共享的服务，例如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