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城市｜武汉vs上海：两种公私协作的城市公园激活模式

策划/崔国 王婷  文/崔国 宋雅婷 陈晨  图/长江日报 徐汇万科中心  编辑/宋代伦  题目来源/Office of James Burnett

《城市中国》与香港大学建筑系园境建筑学部将于5月22日联合主办“自然与城市”线上讨论会，本文为系列文章第4篇。

城市公园功能已由政治传播向市民休闲娱乐转变，并赋予其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价值。被视作“准公共产品”的城市公园，在中国逐渐显露出传统管理模式的弊端。政府公共部门垄断，是中国城市公园管理的传统方式。公园多下辖在园林局、绿化市容局等部门，其设计、管理、采购、维护、更新等事务，也均由上述政府部门或其指定的企业负责，社会机构、个人大都无法参与。公园的日常使用者不仅对园内的植物更种、空间改进没有发言权，对公园的安全管理、空间使用也受制于诸多不明就里的管理规定。空间浪费、设施损坏、设计陈旧成为普遍且大量出现的问题。这种管理主体的单一化，将城市公园供应与需求之间对接的压力放大，迫使政府、企业、个人做出改变。

在中国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协同《长江日报》、社区居委，以武汉解放公园为落脚点，探索政府机构与第三方组织共同管理运营城市公园的新模式，以空间功能重组吸引城市人群互动，为恢复城市区域活力的注入动力。

在中国上海，城市公园建设围绕“公共空间”“城市更新”“城市竞争力”“生活方式”等关键词持续延伸。以此为基，创新性的代管代建模式成为提升城市公园建设速度，吸引社会资金参与的不二选择。徐汇中城绿谷，目标建成“上海最大的CBD中央公园”，是这种代管代建模式的践行者。但最大的冲突并非资金方面，而是终极管理权、代管权、使用权之间，因为陈旧的管理机制而面临无可调和的矛盾。

武汉和上海的两种公私协作方式，可管窥中国城市公园建设运营的某些趋势。

武汉

多元协作——传统城市公园的治理路径

武汉解放公园位于汉口东北，是市区内最大的自然生态公园，也是绿地面积最大的综合性公园，被喻为“城市绿肺”。2018年初，经过新一轮的改造，公园废弃场地逐渐转变为可参与、可共享、可共建的开放空间——“美好生活共享空间”：解放公园内近560平方米的原盆景园室内空间向市民免费开放，融合公园原有线下活动，划分为公园美术馆、公园大课堂、市民园长之家和生态“花巢”四个功能区。

武汉解放公园鸟瞰图

其中，公园美术馆旨在与武汉各大高校合作，提供学生众创和作品展示平台；公园大课堂延续此前公园一直以来针对孩童提供的自然教育服务；市民园长之家意在为武汉自2014年建立的市民园长管理模式提供交流和宣传场所；生态园艺坊“花巢”则是为家庭提供植物养护参考。此次城市公园“美好生活共享空间”的营造被认为是继“市民园长制”后，武汉在公园管理和公共文化空间发展上所做的又一次尝试。

改造为公园美术馆前，原空间为公园内空置房。

改造后公园美术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承担展陈书画和其他文化作品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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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互动，传统公园的转型

作为城市重要的绿色空间，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公园提供的服务比较单一，除了物理意义上的园林植被景观，可供选择的服务产品也有局限。但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需求逐渐从客观的物质文化“硬需求”，转向多样化、多层次的“软需求”。促使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下简称：园林局）发起这次改造的主要原因，是希望通过空间、功能再分配的方式，覆盖全年龄段人群。具体而言，是对低效使用或长期闲置的空间进行功能再造，来匹配当下使用者真正的需求。

另一方面，城市绿化面积一直以来是考核城市绿色空间质量的重要要素，但过多关注物理空间的建造，忽视了市民的参与性。随着“参与式规划”的逐渐推进，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或者说“准公共产品”的公园，从管理的专业领域来说，也希望有更多的市民参与进来。参与性有三个特性：必要性、自发性和社会性，目前社会性的活动显然不足。公园里的游客通常为老人和孩子，并以家庭为单元进行小范围活动；人际关系呈现小群体、分散化状态。

园林局认识到，公园应该是一个开放式平台，全年龄段的人群都能在这里找到互动交流的方式，这也成为改造解放公园，构建“美好生活共享空间”的初衷。图为全年龄友好型城市沙龙。

不同于社区公园运营上的自发性，综合性公园从传统社交网络的“封闭圈”转向本地社区的“互动圈”存在一些潜在问题。现实中，因为中老年人对包括广场在内的城市公共空间的抢夺，年轻人会以此给他们贴标签，形成一条无形的空间使用“鄙视链”。这种现象的背后是社会缺乏共情力的体现，创建面对面协商的、互动共享的空间就显得非常必要。

互动性的营造首先需要建立共享机制，于是园林局设立了低门槛准入制度，不限制具体活动主题，试图为满足全年龄段人群的不同需求奠定准入基础。其次，园林局与《长江日报》组建了名为“武汉公园客”的专门团队，为公园或社区空间提供公益性活动的策划、设计和管理运营服务。

2014-2017年，“公园大课堂”已面向全市亲子家庭推出了384场自然教育课程。鉴于市民的热情和兴趣，还进一步推出了“公园大课堂”的升级版——“植物导师课”，以现场教学加在线辅导的形式，帮助孩子们学习和了解植物习性。

在关注社区的同时，公园同样关注拥有91所高校的“大学之城”特色，为此设置了“公园美术馆”。武汉工商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字绘中国”团队成为首批进驻机构，展示了《字绘武汉》系列作品，并配合展出了相关文创产品。

在空间整体运营与活动策划中，园林局更加注重探寻不同人群共同兴趣点的最大公约数，使不同年龄、职业、爱好的市民，能够共同参与到特色主题活动之中。例如年俗剪纸、家庭植物栽培、各类读书会、交流会等。

这些空间功能的创新，来自于对武汉城市现状的理解，即高校的艺术创造力十分旺盛，但在校园之外社会层面的展示和呈现一直缺乏。园林局、解放公园和《长江日报》三方，为共享空间的运作提供了重要的初始资金。

作为武汉本地的主流媒体，《长江日报》熟知武汉市民的文化及其社会需求，在高校群体的“跨专业交流”、社会群体的“跨职业交流”、家庭群体的“跨年龄交流”方面自带传播力，也有助于借助这种本土公信力打破封闭的社交圈，建设公共性社群网。这也是园林局选择与《长江日报》这样的传媒机构联手合作，而非单纯购买社会服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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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协作，低成本的可能

从项目组织者的立场来看，政府主要负责管理整个城市的公园资源，如何盘活这些城市的绿色空间并且投入可控的成本，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开发。公共项目开发从场地选择、设计、改造实施，再到活动内容策划运营等全环节中，如何真正站在城市公园“用户”的角度进行考虑是难点所在。

首先，在设计规划中，园林局尝试在设计、管理维度之外，将公众维度融入其中。意图附加管理者的角色在“用户”的游客角色之上，这也是武汉从2014年以来建立“市民园长”工作管理模式的原因之一。

公园美术馆馆长的海选，其初衷也是借自运营模式，调动市民参与的积极性。

除了单个管理人员的招募，在整体区域层面，园林局还按照“调查—分析—规划”的框架，在改造设计前对周边社区开展调查，了解社区对公园和公共空间的需求，并与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工商学院等相关专家座谈，最终确定现在“美好生活共享空间”的方案。当然，投资者的诉求也有机地融合其中。空间后期的维护运营也渐进性地成为公众参与的试验过程。除与使用者、投资者的交流外，共享空间的持续发展，还有赖于社团的组织维护，也赖于每位使用者的持续使用，从而保持场所的活力和生机，进而使公园成为社区和政府持续关注的场所。

在活动内容上，秉承“双公益性”原则，机构团体在“美好生活共享空间”内可免费举办活动，公园提供活动场地，机构方提供一至两场与共享空间主题相关的公益活动。活动类型上，除了与中小学等教育机构形成协作网络，民间的团体也有参与进来。

“武汉作家共享书架”，由作家协会向作家发出征集。短短两周内，共享空间便收到了700多本签名版的作品捐赠，既为作家提供了作品展示机会，市民也获得了免费阅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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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共享空间，一种概念性样本

“美好生活共享空间”或许会形成一种模式，但并非一成不变的模式。或将模式定义为一种“概念”，通过对公共空间的功能性改造，实现其内涵延伸，创造出开放、活力、共享的地域型城市生活圈，并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进行重塑。

公众对公共空间的需求是普遍的，但空间的展现模式不应是单一的。一方面，不同文化地域的公众对于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的要求各有侧重；另一方面，不同公园本身所具有的资源和条件也不同。因此，共享空间的设计理念推广时，内容上应当关注“在地化”，结合每个城市公园独有的自然和人工资源进行重组。

于解放公园而言，在不断的实践推进中，他们也会听取各界对“美好生活共享空间”的意见和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共享空间建设标准，以此标准打造“样板间”进行概念推广，在市区公园推动若干处共享空间的建设。

上海

徐汇中城绿谷——企业运营公园的一种方式

2012年，以万科为主的三家企业获得徐汇中城融合发展实践区（以下简称“徐汇中城”）CBD核心区域商业地块的开发机会。和其他被划分的区域板块相比，缺乏核心竞争产业的徐汇中城，功能定位相对模糊，加之上海南站作为交通枢纽的能力一再被分散，其期以成为徐汇南北联接的区块目标尚有困难。借助地产等社会资本介入，这块靠近上海南站的空置区域在寻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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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上铁道边的第三条线

位于沪闵路高架旁，轨交铺设于下，中城绿谷的设计以“贯通”和“引流”为主要目的设计成通廊，并借此串联周边公共空间。廊道以及人行天桥等设施强化人群的流动导向，从而粘合因一条市政道路对空间的割裂。

绿谷项目的设计师认为，让周围办公的人、居民可以无阻随时地享受这个空间，是在做整个空间考虑时的重点。从城市规划角度，城市需要密集路网，但是从开放空间角度，道路却会是棘手的存在，公园和商务楼各自独立，人流也便被分散。

除通过绿植营造休憩功能外，文化和艺术的属性亦被纳入这些空间。中城绿谷以主步道为轴，在其沿线布置小微空间，并借助艺术构筑物将周边功能和公园本身进行间接、多层次的连接。未来中城绿谷的西南角将是地铁15号线的出入口，从这里出来穿行公园成为行人的另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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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植物园，还是公共活动中心

相较于传统公园，中城绿谷尝试结合新的城市生活需求和方式，丰富其作为公共场所的功能。一方面是借这些设置和周边商业综合体形成互动，使人群的参与区域和空间形式更多样，另一方面也借创新公园功能以吸引更多人群的考虑。

中城绿谷整体俯瞰图。拥有以阶梯式广场为主的户外演艺表演区，可容纳500人的艺术展览中心，以及以植物自然教育为目标的特色的植物园，囊括水生植物园、岩石药物园等。

中城绿谷步道两旁引种的植物以及空间氛围。

事实上，一个显著的趋势是，随着越来越多城市农场、城郊菜园涌现，人们愈发意识到城市生活和自然之间的失衡背后，是对个体成长乃至城市持续发展的深远影响。自然融入城市生活的方式，不应只是让前者简单的作为景观或一种生态调节工具。

建造艺术中心，则是放大绿色作用的方式。公园是具有可塑性的空间，没有固定建筑物的留白空间为生产和混搭功能提供了想象。“中城绿谷艺术中心最大的亮点就是‘绿色’，艺术中心里的活动和展览，可以移引到绿谷之中，呈现出不同的效果，”中城绿谷相关项目负责人表示。

日本箱根雕刻之森美术馆（The Hakone Open-Air Museum），日本第一家展览雕塑的露天美术馆。大部分展品露天展出。借助自然中的元素如植物、天气等，安置于此的雕塑作品呈现出与室内白盒子不同的、更为具象和宏大的质感。（source/wikipedia）

除此之外，中城绿谷也意欲增加其作为公共场所的多层次使用功能。设计中，除服务人行、跑步和中老年人晨练等常态运动，主步道也考虑在节日、庆典等不同场合承载集体性活动。甚至构想在公园运营管理能力允许范围内，道路两侧或可同时进行滑板和旱冰等年轻态的活动方式。上文中提到的串联绿色轴线的小空间，则借助次步道从各处导入人群。

中城绿谷在空间功能层面考虑三点：一是生态性，试图在局部区域内形成一个较稳定的自平衡生态体系；二是文化、艺术性，借助流线形的物理形态，力图建设成文化回廊；三是互动性，在整体的步道系统和空间摆放上，通过构筑景观、科普教育等活动，来承载公园与人的互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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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公园的安全管理难题

万科与政府达成合作，以“代管代建”的新模式，建设和管理这块商务区的中央绿地。这实际上是对上海市政管理公园经验，以及设计、运营、物业安保等能力的高度考验，在绿谷的落地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如开发、建设和管理细节上的欠缺。

安全是管理层面的首要考虑。对标同样位于徐汇区的徐家汇公园，因新开放2.02公里绿道，安保人数从45人增至65人。“中城绿谷占地约6.5公顷，建成后是上海面积仅次于徐家汇公园的中央商务城市公园。这意味着保安、门卫和监控等各方面成本都要增加。”中城绿谷相关负责人坦言。

另一大挑战来自延时开放，这已是上海公共绿地的发展趋势。按照区政府的要求，中城绿谷需要保证全天候24小时开放。夜间开放增加管理难度，如近年才开始对外全天开放的中山公园，初期因为软硬件条件欠缺，暴露出不少如噪音、光照、安全等管理问题。

中城绿谷靠近上海火车南站，这其中又增加了关于流动人员管理的讨论。作为沪苏湖高铁未来在沪的接驳站点，上海南站及其周边安全管理诉求也将成为区域关注的重点之一。

围绕安全的话题，公园需考虑和处理不同人群的需求，尤其是平衡其中的矛盾。首先是关于非机动车辆的准入问题，自行车、共享单车是否可以入园？电动车又如何？事实上，目前上海城市综合公园和开放式绿地鲜少允许自行车和电动车入内，原因多为担心骑车人员与行人发生碰撞，或是乱停乱放等。再就是广场舞的管理。“不管是新天地的太平桥公园，还是襄阳公园，到了晚上皆变身广场舞池。”中城绿谷的相关负责人说，“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考虑跳舞人群和他们对空间的使用。”

如今，越来越多养宠人士的加入，让公园管理有了新的挑战。试运营阶段的中城绿谷暂时拒绝宠物入内，日后深化空间功能，让宠物入内并解决后续问题尚需时日。2017年开放的浦江郊野公园，试运营阶段限制宠物在部分园区活动。在颇受欢迎的西岸滨江草坪，为解决宠物卫生问题，管理方提供了专门清洁粪便的塑料袋。作为代管方，万科对这片市政公园保有相对自由宽泛的配置空间，但面对现实中更为复杂的公共事务，第一次公园代管的试水仍在探索期。

除日常管理外，大型公共活动的导入也为管理增加了难度。一方面，中城绿谷希望利用自身独有的户外表演空间呈现更生动的演出效果。但室外场地受限于上海春夏多雨的天气条件，伴随活动的举行，消防、公安等管理方也需要多次介入。这些挑战无不需要商务区、社区、代建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多方规约来达成协同管理。

被称之为Wifi广场的户外阶梯演艺区—具有藏身城市之中的空间特色，且规模较大，可同时容纳1000人。但因靠近住宅区，导致场地活动被限制在日间、静态的类型。这里预期实践的音乐表演活动仍待商榷。（沈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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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谁而建

万科此次尝试有着实际利益需求。中城绿谷两侧是建设中的商业中心、住宅、写字楼，绿谷的建设被看作是徐汇中城这块相较徐汇区其他板块功能和竞争力较弱区域的盘活途径之一。

美国达拉斯的Katy Trail（凯蒂步道），包含在密苏里州国家公园内，沿铁轨绵延5.6公里。很多住在城郊的人周末会专门到此跑步、骑行、散步、滑板。2007年建成后，周围房价有所增加，零售、餐饮等配套设施也充足起来，对空间的拉伸作用很明显。（source/SWA）

但这种拉动作用并非无限延伸。“中外客户对于绿地的趋向性有着明显不同，西方客户如百事公司中意绿地配套，但对于大部分中国客户而言，商务配套仍以餐饮和交通优先。”徐汇万科中心的招商相关负责人强调。这直接导致部分客户在绿色配套和餐饮配套之间踌躇，最终选择了眼前的便捷性。

问题似乎又可以回到“公园为谁而建”这样的恒久命题。一方面，现有绿谷的设计已可以满足周边商务人士的部分日常需求。在项目运营方看来，未来入驻徐汇万科中心的公司将以高新科技和互联网产业为主，但写字楼里的人并不会在这个园区里做过多停留，他们甚至没有明确或具体的需求，无非是午休和短暂休憩。年轻上班族对于公园是否有着更多的期待则更值得关注。

另一方面，不仅仅是周边人群，中城绿谷更希望吸引那些可以长时间停驻的人。如功能设置上的艺术中心，目标群体是城市范围内愿意专门前来参加活动或观展的年轻人。类似的，潜在的使用者还包括需要场地度过周末的“小太阳家庭”。要获得他们的认同并建立心理预设，在娱乐活动设施之外，更需要能够兼顾父母和儿童需求且打动他们的服务型设施。园里有否坐下来休息的空间，饮水餐食的提供，公园树木夏季是否遮荫等细节都需考虑。

“很多时候，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绿谷的设计师强调说，“上海西岸的开放空间目前主要是一块大草坪和跑道，但正是那片大草坪为周末瑜伽、野餐等活动提供了空间，人群自发地渗透、解读和使用场地，这才是公园有趣的地方。”如今在谈论城市公园时，关于公私和阶级的讨论淡至语境之外，公园背负的“治疗城市恶疾”的任务也相对缓释。当公园不再被冠以片刻的田园理想被施加纯粹的想象，仅仅作为一个空间，公园的发展方兴未艾。

*本文得到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唐闻、上海万科徐汇中心的支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