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地的力量》共拍摄超过2500个小时，最终成片103分钟。这部以广州本地物种为题材的纪录片拍摄于2016-2019年，导演彭颖斌毫不讳言其中其实包含了很多的废素材，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失败”。在过程中，团队在多个地区做野外考察，陆续积累影像资料，追踪物种，比较亚种，整个过程被他称之为“边学边做”。

中国正在经历水问题转型，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和水灾害等四大水问题相互作用、彼此叠加，形成影响未来中国发展和安全的复合性水危机。传统的治水思路已不能适应解决水问题及社会经济变化的需求，治水模式转型势在必行。中国在近二十年来也逐渐向流域综合管理转型，提出河长制、多级空间管控等创新性制度，不断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流域综合管理新模式。

中国的城市美化经历了多步探索，在众多绿地运动中，海绵城市聚焦雨洪调蓄，目标相对比较专一。随着“公园城市”的提出，业内学者普遍认为应从发掘城市自然基底，以及人们与自然基底的环境要素长期互动适应，形成延续性的具有生态与人文性质的景观系统视角出发。以此回思“海绵城市”，用于雨洪调蓄的海绵绿地亦能在古代城市建设中找到雪泥鸿迹。

在当下的疫情之下，全球的零售旅游行业或多或少都收到了冲击。以香港为例，曾经兴旺的市区商业面临关门、倒闭，零内地旅游团到访的惨淡景象。然而在城市的另一处，却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潮，那就是：郊野公园。本文从香港地区谈起，连接中国当前郊野公园的建设情况，并结合近五年发表的222篇相关中文期刊文献进行元分析，归纳当下中国郊野公园的研究热点，探讨面临的挑战和研究趋势。

城市化发展必然带来污染问题和自然生态的破坏问题。城市生活每天产生的大量污染，以及城市建设格局导致的生态系统的割裂，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往往需要系统性、生态性的解决方案。而科技湿地的建设，提供了这样一种创新的实现路径。

在珠江三角洲，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由来已久。面对支汊众多的流域水网与潮湿多水的平原洼地，人们对于自然的态度，从畏惧躲避到改造利用。在此过程中，珠江三角洲的人类活动所具有的特殊性，在于和自然的紧密结合。建筑、聚落和水网共生，与自然环境共同改变并相互适应。最终形成了多种自然与人工协调共存、人居环境与水环境交融的聚落景观形态。

城市公园功能已由政治传播向市民休闲娱乐转变，并赋予其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价值。被视作“准公共产品”的城市公园，在中国逐渐显露出传统管理模式的弊端。在中国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协同《长江日报》、社区居委，以武汉解放公园为落脚点，探索政府机构与第三方组织共同管理运营城市公园的新模式，以空间功能重组吸引城市人群互动，为恢复城市区域活力的注入动力。在中国上海，城市公园建设围绕“公共空间”“城市更新”“城市竞争力”“生活方式”等关键词持续延伸。以此为基，创新性的代管代建模式成为提升城市公园建设速度，吸引社会资金参与的不二选择。武汉和上海的两种公私协作方式，可管窥中国城市公园建设运营的某些趋势。

当我们一步步走近湿地时，我们该如何把握这份距离感呢？空间上的近和远都不是最终的答案。亲近自然的愿望，与保护自然的克制，或许都应建基于你对这片自然的了解。这也是自然教育里一直倡导的一个原理：因为了解，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所以保护。从“了解”开始的保护和热爱可以消解距离感，也让我们无论身处城市的哪里，都和这片自然联系起来。

美国“生态伦理之父“Aldo Leopold 在《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中强调：“休闲娱乐的发展不是要建造通往美丽乡野的道路，而是要为依然可厌的人类心智培养感受力。”不管是自然的回响，还是来自自然的呐喊，都与我们今日城市研究中称为“声景”（Soundscape）的研究对象息息相关。公园鸟鸣，海边浪声，树叶沙响，日常生活的感官体会。在未来城市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中，提高对于自然的感知力，也许声音将会是一个有意思的切入点。

2013年，以保护自然资源为主要内涵的“国家公园”概念首次进入中国最高层级的政策文件之中。这个外来的“国家公园”概念，因为被寄予了统筹总揽各职能部门分头管理国家资源的厚望，而甚嚣尘上。但是国家公园体制机制要在中国落地，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要做。 本文主要就：厘清社会整体对国家公园的概念和认知，规范多头管理制度，明晰与城乡规划等多部法律的关系，优化居民对自然的消费习惯和态度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呼吁打破狭隘的旅游开发和自然保护视角，从更“广义视角”让大众意识到，国家公园与我们日常城市生活和人居环境息息相关。